作者：保镖哥
20世纪60年代前期的马来西亚国基初奠，经济逐步从1910年代形成的初级产品（如锡矿、橡胶）出口转向石油化工一次产品（汽油、柴油、塑料、化纤制品）加工和金属产品加工（如铝罐）等，这时马来西亚的经济迎来了快速发展期[1]。
而华人因其重视教育，受教育水平高，适应工业化组织的大规模生产所需的纪律和敏锐，在马来西亚经济中的占比并没有因着1948至60年“第一次马来亚紧急状态”被削弱，相反，在1975年还曾经达到过56.5%的高峰[2]。
于是乎，暗流涌动是这一时期星马社会的基调。而合着1960年代国际大气候的阴云，一场暴风骤雨即将再度席卷脆弱的马来半岛。
山雨欲来风满楼：“水温”正在升高
在CPM因“新方针”重整旗鼓，在泰国南部“根据地”实际控制面积日益扩大的时候，泰国政局也变得日趋复杂起来。
1961年，老挝People’s Revolution Party（LPRP）1股武装潜入泰国北部，与当地CPT人员汇合，开始建立左翼“革命根据地”[3]。起初，老、泰武装队伍在泰国北部攻城拔寨，士气和装备远不及对手的泰国皇家军队迅速败退。
为此，滞留在泰国境内KMT残军被迅速武装、改编。尽管这些残军年龄普遍在4、50岁左右，但其经历了ROC北伐、抗战、内战积累的丰富经验还是帮助泰国顶住了第一波攻势[4]。紧随其后的，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应泰国政府请求进入泰国[5]，由此，泰国成为了美国武装力量在东南亚常设据点。
尽管1962年7月老挝王国建立了联合政府[5][4]，一定程度令泰国和老挝境内的LPRP武装没有演化为全面战争，但泰国KMT残军和泰国皇家军队主力北上，一定程度也解除了南部马泰边境CPM武装的压力。
始于1946年的泰国动荡时代正在逐步接近沸点。
更重要的是，即将与马来西亚合并的“东马”文莱苏丹国于1962年底，爆发了文莱大起义[7]，令文莱苏丹不再有加入马来西亚联邦的打算。另一方面，“砂劳越联合人民党（SUPP）”于1959年成立后，在砂劳越、文莱、沙巴等地亦在开展武装活动，其人员一度发展成上千人规模，其中当地达雅人成员达到35%、其他族群也占5%，但占60%的依然是华人[8]。这也为合并后的马来西亚在东部的治安造成了极大的压力[9]。
这一时期（1962至64年），因着东南亚“形势大好”，陈平在北京也颇受礼遇，不少当地要人开始与陈平接触，并提出了优厚的援助条件[6]。
为此，在1963年，在陈平提议下，章凌云（小章）被派往“马泰边区”，接替已在当地工作2年的阿海。
而在马来西亚华社内，关于文化归属与效忠的矛盾也在这一时刻变得异常尖锐，首当其冲的便是教育和语言。
早在1951年，英国政府推出了《巴恩报告书（Barnes Reports）》，指“语言教化一代”，马来亚“国语教育”，可以按照“小学普及马来语，中学再普及英语”的顺序进行。当时马来华社愿意使用马来语为官方语言，但也要求将华语视为第二官方语言，但殖民地当局教育部并没有积极响应，这就引发了华校的抗议。
隔年，英国副钦差大臣麦基里莱告诉抗议者代表、中学教师林连玉说：“依照联合邦协定看来，你们华文是没有资格（教育马来亚的国民），因为你们的华文不是官方语文。”[10]
因此，1952年马来亚《教育法案》[11]便将华语排斥在当地官方教育用语的行列，这自然引发了广大华校生的强烈抗议[12]：仅在1957年11月中旬的“大罢课·反改制”运动中，槟城的韩江、钟灵、中华和槟华女中，以及吉隆坡的尊孔、循人、中华和坤成女中，八间中学的学生在同一早上在校内集会抗议改制，反对驱逐超龄生。为此有超过150位学生被开除。
尔后，示威蔓延到霹雳州、华都牙、美罗、芙蓉、新山、阿罗士打华等地……
上述矛盾在1960年代后更趋严重，1961年，独立后的马来亚《教育法令》重新颁布，这一版教育法令并没有对教育统一用语进行强制规定，但鉴于大学入学试语言以英语和马来语为主，实际上便为华语学生设置了巨大的障碍。
鉴于当时PRC“反右”运动后，一些华语母语留学生在中国的大学与家人一度中断联系长达数十年[13]，而ROC的大学尽管对南洋华社留学生继续开门，但官给奖学金被收紧，名额限制增加[14]，也导致了许多华校学生要么南下新加坡，赴陈六使主办之南洋大学（1955-82）求学，要么高中毕业即走上社会打工。
这无疑令经济状态欠佳的华社学生在思想和感情上更接近PRC。典型案例即是发轫于1953年，开课于1955年的新加坡南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前身）里，左倾的教师、学生占了很大的比例。
在新加坡独立前，南大师生一度是人民行动党（PAP）的忠实支持者，而在新加坡独立后，则成为了“社阵”的忠实支持者[15]。
这都为CPM在马来西亚的复燃提供了丰富的资柴。
据当年马泰边区的CPM成员方山先生回忆，“（1961年至66年）仅在三五年里，边区各单位吸收的新战士，总数已不下500人。”[21]
花褪残红青杏小：东马来西亚·前哨战
1964年9月3日，“马、印尼之争”进入白热化阶段，马来西亚宣布东马沙巴、砂劳越进入紧急状态[16]。
原来，在印尼苏加诺的不断渗透，并开始武装逃离到印尼的CPM成员，重新送上运输机空投回马来西亚的1963年，于东马来西亚与印尼交界的沙巴、砂劳越地区，印尼也鼓动了当地各类左翼反乱势力，意图将东马来西亚并入“大印尼联邦”。
为此，1964年7月，马来西亚联合英国，发起了“红葡萄酒行动”（Operation Claret），对渗透入东马的印尼及印尼支持的武装予以打击[16]。
这些行动的规模从4人特种部队侦察巡逻队到步兵战斗巡逻队不等，有时在1个营的行动中进行协调。它们包括至少一个“永久”的任务，一个横跨边界山脊的炮兵阵地(火炮和观察哨),有权向印度尼西亚境内任何可识别的印度尼西亚部队开火。步兵的任务包括在印尼境内进行战斗巡逻，寻找机会'接触'，攻击印尼阵地，埋伏在铁轨和河流旁边，阻击意图进入马境的印尼“志愿者”和化妆成平民的正规军。
对此，在1964年8月，印尼“志愿军”在吃亏后，很快增加了正规军越境行动的规模。于是在1964年9月，东马进入了“地区紧急状态”[17]。
最初，除了特种部队，只有廓尔喀步兵被用于连队，1个营1次只能进行1次行动。随着经验和形势的发展，1965年，马、英联军越境极限距离增加到10，000码（约8000米）。
而在“局部紧急状态”期间，砂劳越和沙巴的华人主导左翼武装人数很快下降到仅有数百人规模[18]。特别是1965年印尼“930”事件发生后，苏哈托上台，驱逐了CPM在雅加达的办事处，并逮捕和杀害了多位停留在印尼境内的CPM成员后，SUPP成为了1支幽灵般活动的小股武装，并一直活动到1990年，在CPM和马来西亚、泰国达成“合艾协议”后，方才“下山”，接受马来西亚政府的和平条件。此乃后话[19]。
但是由于微妙的关系，领导层皆为华人的CPM和SUPP并没有组建为新的CPM。
只不过，马来西亚、泰国局势的翻腾，无疑令马泰“边区”和北京的CPM人士看到了机会[20]。
特别是1966年全球华人社会刮起的“Culture Revolution”风，不论社会制度，各种观点的华人乃至受华人影响其他族群人士纷纷举起“义旗”，开展起“解放全人类”或者“捍卫中华（东方）文化”的“斗争”[21]，更是令马来西亚成为了爆心之一。
注释与索引
[1]Professor Gregg Huff, Pembroke College：Malaysian economic growth and catch-up, 1870–1980（EHM.MY）
[2]Gavin W. Jones and P. C. Tan,Recent and Prospective Population Trends in Malaysia[J].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Vol. 16, No. 2 (Sep., 1985), pp. 262-280 (19 pages)
[3]Communist insurgency in Thailand（WikiMili：2024-09-25）；Pathet Lao（Britannica）
[4]M. Ladd Thomas,Communist Insurgency in Thailand: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Its Decline[J].Asian Affairs: An American Review,Vol. 13, No. 1 (Spring, 1986), pp. 17-26 (10 pages)
[5]Peter H：Crisis in Thailand 1962(Axis History Forum:2008-11-08)
[6]新加坡Media Masters Pte Ltd出版：《我方的历史（My side of history）》（陈平口述、伊恩沃德(lan Ward)、诺玛米拉佛洛尔(Norma Miraflor)编写）：页393——396
[7] Dato’ Haji Harun Bin Haji Abdul Majid：The Brunei Rebellion: December 1962 The Popular Uprising(Brunei Resource）;A Brief History Of The Brunei Revolt And The Indonesian Confrontation（Imperial War Museum）
[8]漫漫求索路（修订版）：第三章（21世纪老友网：2024-05-10）
[9]FUJIO HARA,The North Kalimantan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J].December 2005The Developing Economies 43(4):489 - 513：DOI:10.1111/j.1746-1049.2005.tb00956.x
[10]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 第四分册(教总：2008年9月25日)
[11]Tham Seong Chee,Issues in Malaysian Education: Past, Present, and Future[J].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 Volume 10 , Issue 2 , September 1979 , pp. 321 - 350；Moses Samuel &Mahmud Hasan Khan,Construction of nationhood through education in Malaya: revisiting the Barnes and Fenn-Wu Reports[J].Pages 249-260 | Received 29 Mar 2011, Accepted 25 Jan 2012, Published online: 16 Apr 2013,
DOI:/10.1017/S0022463400014272
[12]王琛发,马来亚冷战阴影下的 风雨声、读书声与罢课声一一 1950年代华校学生运动在历史上的定位及影响[M].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学生运动史料汇编,全马华文中学生捍卫华教运动五十周年工委会, Malaysia（ISBN 9789675619007 ）
[13]陈非儿,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二年中国侨生政策演变考析[J].中共党史研究2024年2期, 124-136
[14]马来西亚华人为什么去台湾留学？（春小喜：2018-05-25）
[15]李光耀为什么要撤销南洋大学（新加坡眼：2023-05-18）
[16]Green Jackets Brigade (Operation Claret)（Memorialat peninsula：23/01/2015）
[17]Indonesian Confrontation（National Army Museum：）
[18]漫漫求索路（修订版）：第一章（21世纪老友网：2024-05-10）
[19]漫漫求索路（修订版）：第二十章（下）（21世纪老友网：2024-05-10）；J.M. Van Der Kroef：Origins of the 1965 Coup in Indonesia: Probabilities and Alternatives[J].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 Volume 3 , Issue 2 , September 1972 , pp. 277 - 298 DOI: 10.1017/S0022463400019330
[20]新加坡Media Masters Pte Ltd出版：《我方的历史（My side of history）》（陈平口述、伊恩沃德(lan Ward)、诺玛米拉佛洛尔(Norma Miraflor)编写）：页401-402；方山编撰,马泰边区风云录[M].21世纪出版社(ISBN983-3164-03-X),第二卷，页16
[21]I. Wallerstein, "1968: The Great Rehearsal," in T. Boswell, ed., Revolution in the World-System. Greenwood Press, 1989.；MacFarquhar, Roderick, and John Fairbank. 1995.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 15. The People's Republic. Revolutions with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66-198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程映虹：向世界输出革命──“文革”在亚非拉的影响初探（爱思想：2006-10-07）
[22]《新方针》颁布后·边区青年大批上队，特别是勿洞地区的青年上队尤其踊跃。1963、64年以后，由十二支“2分”负责对新战士进行军事训练，起初每次训练30-40名不等。人数最多的一次是在会师营房，时为1966年上半年，同时集中约150名一起训练。当时对这项军训没有规定统一的名称，只是笼统地称为“新战士学习班”。到了1970年代，十二支对马境上队青年开办的“新战士军训班”(习惯上也称新战士学习班”)，显然是以1960年代边区新战士的军训班为滥觞的。——方山编撰,马泰边区风云录[M].21世纪出版社(ISBN983-3164-03-X),第二卷，页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