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保镖哥
“湿热时期”的夹缝求存
尽管早在1953年下半年CPM的首脑机关便撤进了泰国勿洞，但在一开始，英国、马来亚联合邦对陈平等人于泰国的行踪还是深感焦虑，并做出了一系列部署的[1]。
1953年4月10日，在吉隆坡苏丹皇宫召开的会议记录显示，英国陆军中奖邓普勒预测，马共游击队将加强在暹罗南部的势力。他也预言，半岛持续的战争将集中在北部地区。
参会人员包括代表马来亚的是英国陆军邓普勒（Gerald Templer ，1898-1979）中将[3]，代表泰国的是总警长乃炮(Pao Sriiyanond)将军。与会者还包括马来亚情报主任莫顿(J.P.Morton)。
在邓普勒的压力下，乃炮将军表示：泰国当局已经修正对逃亡进入在其南部的CPM之看法，准备服从英国的诉求，对英军、马来亚当地亲政府武装越界入泰打击CPM不加阻挠。
1950年代初，泰国对外部渗入的态度是不在乎。
毕竟，泰国当年的问题是皇室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暗流涌动的争权夺利，令泰国政府难以集中力量打击渗透入泰的KMT和CPM残军，即便对于南部受马来亚自治、印尼独立鼓舞而谋求独立、恢复马六甲苏丹国时荣耀的Muslim国土分裂集团也鞭长莫及。
对此，英国制订了入侵泰国宋卡府的“战士行动(Operation Warrior)”计划，与当年更早时期联合邦发布给英国驻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利益代表的“联邦关系部”电文《<保卫马来亚>备忘录》[4]内容形成了互为呼应的态势。
《<保卫马来亚>备忘录》序言指出：为应对“日益增加的威胁，需要占领宋卡据点。这种威胁可能是：(a)渗透的威胁：(b)中国军队通过暹罗入侵的威胁”——共和联邦关系部办事处致英国驻澳洲坎培拉和驻纽西兰威灵顿最高专员。
泰国政府面对英国的行动方案表态则是坚持：“跨境行动可以，但必须以英、马警察越界进山搜捕为主，切不可使用军队占领泰国领土，必要时，泰国可派兵协助马来亚方面进剿。”[5]
上述态度成为了未来数十年里马、泰双方官方对待CPM问题的总基调。
而这一时期的CPM因为国内战斗节节失败，还有1955年华玲谈判拒绝英、马方提出之“放下武器、接受审查后返回社会、CPM从此解散、通不过审查的人将被遣送到中国或印度[6]”的条件，导致战争再度被延长（见：泰南勿洞的静美之下，竟藏着一段半个世纪的喋血传奇……（3））。
不少人只能撤入泰国，至于一些领导人物则转移到印尼、北京等环境较友好地区。
故在CPM前参与者也把1955年华玲和谈失败到1961年游击战重开，越来越多人从马来亚半岛撤至泰国，或就此放下武器、隐姓埋名、偃旗息鼓的6年称为个人和组织历史上的“湿热时期”。
这里指的是组织内人员平时都只能活动在气候炎热、时不时还面临暴雨冲刷的热带雨林中，风餐露宿，为躲避泰、马联合的“警察行动”疲于奔命。
而在“湿热时期”，马来亚对CPM的打击并没有放松。
1958年，为清除马来亚境内残余的CPM成员，政府又制订了“老虎行动”(Operation Harimau)的保安计划，在同一时间集中部署各种保安措施，以求逐个击破还在活动的CPM游击队员。
“老虎行动”首先在霹雳南部展开，主要人员是马来地方保卫团(MalayHomeGuard)，有人指出，当地当局动员了多达10000人参与这项行动。
基本上，这些地方保卫团都是在森林外围地带值勤。他们没有佩带精良武器，大多数只有猎枪，不过他们的位置部署得当，而且在夜间行动，这是因为他们知道CPM会在夜间溜出森林找食物。
每当一个地方军团拦截到CPM队伍时，其他的地方保安团便会赶到现场，阻截CPM人员撤退。对已经丧失斗志的游击队而言，这种战略非常有效，很快就击毙了不少“马来亚民族解放军”人员以及CPM干部，并引发了大规模投诚潮。
据陈平在《My side of History》一书中回忆：“游击队真正瓦解，正是此时始于霹雳南部，起因是一名主要区委投诚。这名区委驻守美罗，长期与CPM维持忠诚关系。日治时期，他曾是我军信赖的交通员。（1948年）紧急状态颁布后，他重新归队，也逐步擢升为区委。若不是我们得将部队分散成小单位，他应该已是中队指挥员了。结果他却带着我们霹雳南部的整支部队超过100名游击队员向政府投诚。……叛变事件迅速蔓延到马来亚最南端的柔佛这段时期堪称为‘集体投诚’时期，历时两年之久。”[7]
紧接着，在马来亚半岛南部的柔佛，“马来亚民族解放军”南区司令何浪也携带12万马币和150名战士在1958年8月向政府投诚。
于是，在1959年，CPM将位于马来亚北部吉打州、霹雳州的350余名游击队员迁移到泰国的昔罗（Sadao）镇密林中，建立了除勿洞外的第二个马泰边境根据地——昔罗营区。为了指导新根据地发展，陈平等人还在这年前往昔罗营区召开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会议。其时，中央委员还剩8位——6位华人（包括陈平），2位马来人。
到1960年7月31日，马来亚政府宣布终止“紧急状态”时，在印尼、北京、泰国勿洞的CPM领导及武装人员，仅剩下百人左右[8]。
返回“政治斗争”与北上求援
“昔罗会议”后，CPM重新回归到“政治斗争”，陈平等人于1960年底取道泰国、老挝王国（当时）再到越南Socialism共和国，于1961年4月抵达河内，与CPV主席胡志明、总书记黎笋等人亲切会见。
尽管彼时胡志明等人向陈平表示，可以支援武器和金钱，支持CPM继续“解放马来亚、建立人民共和国”，但心灰意冷的陈平、陈田依然表示，要搞“和平的政治斗争”[9]。
这并不意味着陈平真就死了“军事斗争”的心，而是CPM在经济上和人员上都处于绝境。
一者，以华人为主体的CPM经过这些年的“军事斗争”，令以参与者的华人亲属乃至整个华人群体马来亚社会里倍受歧视。
CPM经费来源从1948年前的社会募捐、（以华人企业家为主的）被投资收入、控制的经营实体（以橡胶园、水果种植园为主）、出版与文艺团体演出、其他这6种途径减少得只剩下“征用、罚没和战利品”收入与“其他”2种途径。为此，在1960年马来亚政府减少跨境剿灭CPM、与之配合的泰国官方也意兴阑珊之际，CPM又在泰国联合当地华人同情者开办了1家汽车修理厂和1家进出口贸易公司来赚取经费[10]，直到6年后，泰国进入“紧急状态”方被查封[16]。
二者，1959和60年，CPM为减轻负担，将游击队和各地地下组织（主要是“武装工作队”）里的一些人遣散，在马除了个别文艺团体和学生团体以“同情者”的形式存在，CPM在新、马两地硕果仅存的组织也仅剩下一些保持一定独立性的工会组织[11]。
其中最为耐人寻味的是，在“资本主义”浓度更高的新加坡，CPM影响的工会和文艺、学生团体不仅能够公开活动、公开出版“进步书籍”、演出“健康戏剧”，甚至还能在“反黄”、“建设新中国（PRC）”、“反义务兵役”等社会活动上公开发音，且颇具号召力。还在1961年借人民行动党（PAP）分裂之机。成立了新加坡Socialism阵线，简称“社阵”，一度成为了对星岛政治有着举足轻重意义的大党[12]。
但总得来说，陈平等人此行北上求援，与已转移到北京的CPM主席穆沙·阿默汇合再图发展，于情于理都是CPM此刻所剩不多的道路。
1961年6月，陈平等人抵达北京，终于与阔别已久的穆沙·阿默主席、小章（张凌云）汇合。此时，在北京的CPM领导人计有穆沙·阿默、陈平、陈田、小章、李安东、Ibrahim Mohamad（易卜拉欣·穆罕默德）等20余人，而前期留在北京的阿海则以“代理总书记”的身份来到泰国Sadao（昔罗），一度负责“北马局”的工作。
而在1961年9月，CPM以“第十一次扩大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形式，通过了以“将武装斗争进行到底”为，以“积极坚持、逐步发展”为内容的《新方针》[13]。
《新方针》时期的泰南“边区”
在1960年代初，CPM将马泰边境作为“根据地”经营时，1949年刚成立的12个支队，近6500人的规模到1961年只剩下大约400人、成建制组织仅有3个支队（其中第10支队为马来亚人，是今天马来西亚国民阵线党（Barisan Nasional of Malaysia（BN）；National Front）的前身之一）[14]。
而据第十二支队第六分队指挥员吴振先生1989年回忆，之所以CPM能在泰国的勿洞及昔罗立足，主要还是当地土匪较多，泰国司法部门屡次施剿、伤亡惨重，却战果寥寥，特别是来自ROC的KMT残兵加入后，泰南匪患更加严重。自1953年至1960年间，被打散的CPM武装撤入泰南，以对丛林作战的熟悉，为当地百姓赶走或收编了多股匪徒，CPM也受到了当地人的支持[15]。
这便是1960年马来亚“紧急状态”取消，马国警方不越境打击，泰国警、军也懒得干涉的原因。
于是，在CPM获得喘息的1961-64年间，马泰边区“根据地”也便开展起一系列旨在整风、扩编的活动来。
这一期间，CPM党校学习是最常见的行动，前后“流程”计有——
“开课仪式之后，进入正式学习，既有上大课，也有举行分组讨论。在这届党校学习期间，领导上正式传达了“三大政策”。最后，党校还举行结业仪式和颁发证书。
学习课程的安排是每隔两天的晚上，由一位领导人主持大课，并作专题讲话。接下的两天里，参加学习者根据领导人的讲话内容分组讨论，务求领会和加深认识。”
当然，“学习”以加强游击队员信念还不是主要目的，在“学习”的过程中通过参与者调整思维、回忆可资使用的资源，制造更多文宣产品动员更多新生力量赶往泰国“上队”、恢复在第一次马来亚紧急状态时被打散的组织下线，才是这种教育活动的主要内容。
“教育”结束后，这些新的精神便通过各种渠道流入马来西亚国内，形成马来、泰米尔、华文的音乐、戏剧等文艺作品在新、马两地广泛传播，一时间，两地文艺刊物又开始繁荣起来，但论这类“左翼文艺”的受众，主要还是华人[18]。
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亦与CPM的宣传精神转化到“阶级矛盾”话语系统后，对于已经初步建设起免费紧急医疗、失业保障的马来西亚社情民意已有较大的隔膜，相反，当地华人由于社会支撑较少，社群较封闭，个体求助能力有限。
于是在1960年代初马来西亚重新兴起，到1980年代后期新、马经济奇迹后方逐步偃旗息鼓的一系列旨在“唤起民众”的文艺作品里[19]，依然离不开颂扬“鲁迅”来批判“旧社会”、“人人互害”的社会图景与“向北方寻找”光明的套路式描绘。
这一时期，泰国国内日益升高的动荡温度[16]、东西马来亚合并引发了“马、印尼之争”都为令CPM在泰国南部的处境好了起来。
据这一时期在第十支队担任领导职务的阿布•沙玛在回忆录《历史与独立斗争》中记述道：“（1958至63年间）在阿都拉•西•迪（第十支队队长）的亲自领导和指挥下，第十支队把队伍集中到也拉府曼南士打(邦朗士打)县的新地区，领导机构加强了，部队也加以巩固，注重教育，加强出版工作，注重军事，解决粮食和医药问题，邻近甘榜的群众工作顺利进行，在部队里举办各种活动，诸如文艺、娱乐、体育等活动……”
“在日常生活方面，虽然在数年时间内，党的财政比较困难，但是并不至于对部队的伙食造成问题。这是因为，一方面是第十支队成员原来的阶级传统，即艰苦朴素、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的传统，得到很好的发扬。另一方面是部队的农场生产了许多产品，其中有家禽、蔬菜、红薯、木薯、瓜果等，甚至还生产稻谷。在营房里也饲养鸡鸭，可以供应许多肉和蛋。此外装设圈套捕捉野兽、打猎或者捕鱼的收获，也提供了吃不完的肉类。这种情况持续了好几年(1958至63年），一直到组织上的财政状况好转之后，同志们的生活就得到更好的改善。”[13]
当然，1961至63年间，马来西亚警方也时不时跨境来到泰南打击残存的CPM武装，而“北马局机关队”就是重中之重。
比如，北马局在1961年11月7日离开吉打八支地盘，准备先转到十支地盘(当时十支的主力队伍驻扎在也拉府的邦朗士打或称曼南士打东部与陶公府接壤一带)的路上，于12月17日便遭遇了越境的马来西亚军警袭击，双方互有死伤。
1962年，马来亚警方和泰国警方也多次对可能是“北马局驻地”的营区搜山。
1963年，大约是3月份，马方又对十支地盘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是年年底或1964年初，中央北马局及其机关警卫队转移到也拉府的坦多(十二支地盘)。[17]
尽管如此，泰马边区CPM依然在顽强地恢复元气，而北方即将爆发的一场风暴，也将在东南亚掀起轩然大波。
注释与索引
[1]新加坡Media Masters Pte Ltd出版：《我方的历史（My side of history）》（陈平口述、伊恩沃德(lan Ward)、诺玛米拉佛洛尔(Norma Miraflor)编写）：页296-299
[2]邓普勒将军与乃炮将军于1953年4月10日在吉隆坡苏丹皇宫的会商记录。英国档案局档案编号：CO 1022137
[3]Gerald Templer: The smiling tiger（National War Museum）
[4]马来亚联邦关系部对外公开的电报，志期1953年2月21日。英国档案局档案编号：DEFE 1195
[5]Justus M. Kroef：Communism and South-east Asia，Textbook ©1981：页177-216
[6]于洪君：马来亚共产党及其武装斗争的兴起与沉寂(爱思想：2016-01-11)
[7]新加坡Media Masters Pte Ltd出版：《我方的历史（My side of history）》（陈平口述、伊恩沃德(lan Ward)、诺玛米拉佛洛尔(Norma Miraflor)编写）：页360-362
[8]于洪君在《马来亚共产党及其武装斗争的兴起与沉寂》(爱思想：2016-01-11)指出，“到1958年底，马共主力部队人数已经少得可怜，游击队的骨干队员也不过350人”，而新加坡Media Masters Pte Ltd出版：《我方的历史（My side of history）》（陈平口述、伊恩沃德(lan Ward)、诺玛米拉佛洛尔(Norma Miraflor)编写）页366则指出，在1959年末在泰国勿洞旁的Sadao（昔罗）再度召开中央委员会时，仅有“2个分队、游击队员60余人”。
[9]新加坡Media Masters Pte Ltd出版：《我方的历史（My side of history）》（陈平口述、伊恩沃德(lan Ward)、诺玛米拉佛洛尔(Norma Miraflor)编写）：页379
[10]何启才,马来西亚左翼运动的发展与影响——以马来亚共产党（1930-1989）为例[D].厦门,厦门大学,2016
[11]Khoo, Agnes.Life as the River Flows: Women in the Malayan Anti-Colonial Struggle: AnOral Historyof Women from Thailand, Malaysia and Singapore [M]. Selangor: SIRD, 2004
[12]程映虹：毛主义和“文革”与新加坡左翼运动间的关系（爱思想：2012-11-16）
[13]新 方 针(上)（二一老友联谊会：2009-11-30）
[14]开辟边区根据地(下)（二一老友联谊会：2009-11-30）
[15]方纪（1989年10月）：边区革命根据地创建的一点史料（二一老友联谊会：2009-11-30）
[16]Communist insurgency in Thailand（WikiMili：2024-09-25）
[17]方山编撰,马泰边区风云录[M].21世纪出版社(ISBN983-3164-03-X),页96
[18]SHOW Ying Xin (蘇穎欣),馬華文化主體性的焦慮：中國性、主體性與第三世界[J],人間思想（簡體版）,第15期
[19]魏月萍,新中国与马来亚：离境与革命话语的再生产[J].人间思想,第1期；李玥潼Li, Y. (2024). 何谓现实？怎样革命？——重探战后马华左翼文学思潮(1945-1965),DOI: 10.32657/10356/180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