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保镖哥
芥蒂和猜疑：从“恢复和平”之前开始
莱特积极参与盟国的抗日事业并非没有回报。
1945至48年上半年的CPM获得了1930、40年代不敢想象的待遇，能够堂而皇之地出版刊物，并且在马来亚、新加坡租下价值不菲的办公室、公开招募新成员、参与新成立的立法机构选举，愿意退伍的“南洋人民抗日军”成员还能享受卷土重来的英国殖民者的退伍金一定数额的土地。
然而，CPM内部却对莱特在二战中和战后初期的一些所作所为纷纷表示疑虑，并迅速扩大为不可调和的分歧。
据陈平在《My side of history》一书中回忆，1942年9月1日，正是太平洋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陈平决定召集50位CPM各地、级中央委员于雪兰莪州黑风洞（Batu Caves），召开扩大的“8届4中全会”，这是非常危险的行为。
但是陈平并未犹豫，还是积极化妆、昼伏夜出赶往会址开会，没想到因祸得福：在路上潜伏避敌失期，没赶上会议，却逃过了搜捕。
而在这场马来西亚历史上著名的“黑风洞事件”中，CPM主要领导人被日本侵略者一网打尽，大部分后被处死或变节，但莱特却安然无恙，据莱特在战后解释，是因为个人“机敏”，躲过了搜捕。
但事件造成了CPM领导层青黄不接，同时莱特彻底成为了CPM的代表者。
于是，在1943年3月，莱特和其他2位硕果仅存的8届中委发表了“九点宣言”：
1、 驱逐日本法西斯出马来亚，建立马来亚共和国。
2、 建立由各民族普选代表组成的国家机构，来治理和保卫祖国;实现民主权利;改善民生。振兴工农商业，建设各民族友爱、自由、幸福的新马来亚。
3、 开放人民Speech、Publishment和集会的自由。取消压迫人民的法令，释放全部犯人及抗日俘虏。
4、 取消苛捐杂税、高利贷。
5、 改编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为正规国民军，保卫国土。优待抗日士兵及其家属，抚恤为解放马来亚而牺牲者之家属;救济残废伤兵。
6、 实行普遍免费教育，发展民族文化。
7、 没收德、意和日法西斯及其走狗的财产为国有。
8、 建立和友邦的商务关系。
9、 联合苏联、中国，拥护远东各被压迫民族的独立斗争。
这是比起CPM在1941年日本侵马前夕“五条通告”和“三号通告”立场要远为软化的宣言，特别是在土地政策和对外关系上，留下了保留当地苏丹、庄园主土地所有权的“口子”，以及承认英国为“友邦”的可能。
此举虽然在战时铺平了CPM与英国人合作的道路，令“南洋人民抗日军”有了源源不断的财政、武器、食品供应，但在战后，英国人卷土重来之际，“九点宣言”和残缺不全的CPM领导集团，无疑为处理对英关系、对日关系、还有如何与大马华人中同时存在的、亲南京（重庆）的“南洋KMT”、ROC和美国联合指挥、“南洋KMT”下属武装组织——“南洋抗日救国军”（约3000至3500人，不同史料数据不同）共处造成了障碍。
更重要的是，和在越南的情势相反，日本天皇在8月15日宣布终战后，驻马来日军并未与更能代表联合国意志的“南洋KMT”联系，而是与CPM武装联系，表示愿意和CPM武装共同建立新马来亚共和国，继续抵抗“殖民者”。
原来，早在1943年11月，自知将会战败的日本帝国GOV就召开了“大东亚会议”，对包括今天印度、印尼、马来西亚、越南等地的政治出路进行了安排。
按照帝国GOV的方案，英属马来亚应该与荷属印尼合并为一国，名义上与日本平起平坐，实际上乃日本的卫星国，同时支持越南“大南帝国”（1802至1945）彻底独立，成为日本的卫星国，战争一日不停就支持印度独立一日不止。
日本GOV如此方案，旨在令盟军一旦反攻到这些前殖民地地区，便立刻失去了道义上的合法性，同时亦可动员当地民众抵抗盟军进攻。
虽然此计划随着美军在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而终止，但在日方下级官员看来，反而摆脱了东京中央的掣肘，而加快实施起来。
1945年8月17日，日本在荷属东印度区军事代表、海军少将前田精将把自己的官邸（今吉隆坡伊玛目·朋佐尔路1号）借给包括苏加诺在内的印尼民族主义者，并帮助他们草拟独立宣言，该日午时，通过苏加诺的广播，印尼正式独立。
在印尼独立的鼓舞下，占马来亚人口50%以上的印度裔、马来裔独立运动者也积极响应，马-印尼合并，建立“大印尼共和国”正在和联军接管队伍争分夺秒地抢着时间。
这便是日本人愿意在放下武器之前武装“南洋人民抗日军”，令“南洋人民抗日军”成为“大印尼国民军”一部分的根本原因。
在这个历史关口，莱特果断地拒绝了改编的要求，并下令全军准备复员，迎接英国人接管。
1945年9月3日，英国人正式从槟城登陆，正如1798年那样。
很快，马来半岛全境恢复英国管制。
可以说，战后初期英国人允许CPM公开活动，给予“南洋人民抗日军”复原战士优厚的待遇，都是莱特拒绝与日方合作，成为“大印尼共和国”武装力量的奖励。
但此举埋下了马来西亚和印尼长达50年的领土纠纷（特别是砂捞越、北加里曼丹归属问题），同时，亦令一则传言在CPM内不胫而走：“莱特是日本、法国、英国三料特务”。
旧主新王：战后初期的马来西亚
正如心理学里的“破窗效应”——一旦过去的秩序被打破，就难以恢复，1945年至47年的马来亚半岛，到处涌动着激烈的观点交锋，不同语言和肤色的人，唯一的共识是，英国人在马来半岛的统治行将结束，仅仅是以何种形式。
而此时，因两次大战元气大伤的英国人也在开始推动以“乡贤”为凝结核的马来亚地方选举、社区协商等措施，为成立处于英联邦框架下的半独立国家“马来亚联合邦”努力。
另一方面，因战胜日本而跻身“四强”的ROC同时亦对海外华人在二战中的鼎力支持投桃报李，在华文教育和海外华人“中国归属观”教育上不遗余力。
1945年日本投降后，华文学校又恢复了往日的繁荣景象，各地华文学校学生满额运作，新开的华文学校不断涌现。1946至1957年，华文学校的数量从15家增长到60家，学生人数从4508人上升至49536人，教师由194人大幅扩充到1141人。
而在这一时期，公开活动的CPM作为马来亚华人最早的政党，也在推广“延安”文化，而华校就成了最好的阵地。
这一时期，CPM《战友报》（原二战时期地下刊物《抗敌报》）、《民声报》、《新民主》月刊，还有大量“鲁迅”著作、苏联文艺（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品以中文刊物的形式向华校生兜售。
一时间，华人中小学各种里罢课声、驱逐“亲KMT反动教员”抗议声或亲KMT教员带领英国军警“搜校”引发的咒骂声成为了这一时期的常态。
与此同时，由于华人社会左右大分裂，各方为了争夺华人支持，华语媒体迎来了畸形繁荣期：据统计，从日本宣布投降到1946年12月的16个月中，东南亚地区新创办华文报刊230种，其中日报64种。总日报数远高于战前的1939年峰值时。而新增华文媒体数量最高的，就是马来亚半岛和新加坡。
……
华人社会在战后初期极速倒向中国，无疑引发了马来裔和印度裔人士的不满，而ROC战场上，代表“GOV”的蒋介石军队迅速败退，也令当年在绝对数量上不及华人的马来裔人士放弃了加入还在和卷土重来的荷兰殖民者鏖战的“大印尼共和国”的奢望，选择了首先成立自己的政党，扎根马来亚的路线。
为此，1946年3月，马来人的第一个政党——由41个马来人小组织组成的马来亚民族统一运动（巫统,UMNO）正式成立。
新成立后的巫统，首先对1946年初，英国人主持起草的马来亚联合邦宪法表达了热切的修改愿望，因为《马来亚联邦宪法》规定的是将各地苏丹的权力移交给平民，而不分信仰和族群，这无疑会令马来人在新GOV处于弱势地位，而被人口和文化上占优势的华人摆布。
而巫统的发起人，达图·翁·本·加法尔（Dato’ Onn bin Jaafar，1895-1969）领导了一系列罢工运动，终于迫使殖民当局推出了新的“马来亚联合邦”计划。
此计划下，新马依然保持分治，新加坡仍是皇家直辖殖民地。
但在经济和教育上给予马来人一系列优惠，以巩固被华语、英语教育侵蚀，仅以“民间语文”存在的马来亚语，这也是马来亚语和印尼语从同一语种被人为两分的开始。
受到巫统成立的鼓舞，1946年8月，公元3世纪就已来到马来半岛的印度裔人士也在华瑟（JohnThivy，1904-1959）律师的带领下，成立了“马来亚国大党”（The Malaysian Indian Congress (MIC) (泰米尔语: மலேசிய இந்திய காங்கிரஸ்）。
这个时候，MCP为扩大代表性，也增加了发展马来裔、印度裔成员的力度，成立了“马来、印度工作部”，并选出了“马来民族党”（Malayia National Party，MNP）第一任主席莫达奴丁•拉梭，作为MCP公开活动时期的党首。
但MCP内部与莱特的裂痕也在进一步加深——
首先，尽管1945年12月，CPM就领导了新加坡丹戎巴葛码头大罢工，打破了战后初期CPM与英国殖民当局的“蜜月期”，但莱特却是反对激进策略的。理由是“这样会令复员老战士都被当成‘捣乱分子’而被就业歧视”。而现实也证明了CPM战后初期领导的罢工运动增加了老战士的就业难度。
实际上，在马来亚战后初期的1946至47年间，全马来半岛（含新加坡）的罢工事件达到了300至600起之多（不同资料数据不同），几乎无日不有，但是否全由CPM领导，答案肯定是“非也”，只是率先领导罢工难免令人先入为主，把后面的其他罢工也当成CPM领导。
因此，CPM拟定中的“九大”一直迟迟无法召开，也就选不出新的领导班子；
其次，为了防止CPM内前“人民抗日军”领导拥兵自重，莱特对于包括陈平在内各地“实权派”在战争结束后私藏的军火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也引发了党内的不满；
第三，莱特对支持老家越南的独立表现出了远比扩大马来裔、印度裔成员更高的积极性——在1946年至47年中，莱特多次动员曾经参加过二战，有经验的华人游击战士前往越南，加入越南人民军，抵抗卷土重来的法国殖民者。不少于300人因此被英国警方扣留——一些人被英国遣送到了ROC，旋即又被投入KMT的监狱。这批人最终的命运尚未发现有信服力的史料予以揭示。
第四，为了平息党内对莱特在二战末期即产生的怀疑，莱特在1946年夏以“赴ROC上海出差”为名，将一部分地方实权派指定为新的临时中委，陈平这时就被任命为“代理总书记”。
于是，在陈平离开马来西亚期间，这部分临时中委串联在一起，谋划反对莱特的计划。而陈平对这段时间的回忆是，他和杨果等人对“莱特叛变”事件进行了“调查”，掌握了“大量确实的证据”。
矛盾在1947年，马来、印裔人纷纷被巫统、马来亚国大党招揽去的时候，终于爆发了出来。
据陈平回忆，在当年3月，又一批派去支持越南独立的华人老战士被殖民当局截留入狱后，陈平即联合数位华人地方实权派，找到莱特藏身之地，向他下达让出权力的最后通牒。
不巧的是，此刻莫达奴丁•拉梭被驱逐出马来亚，送去印尼。
陈平等人便新旧账本一起算，提出了莱特乃“三料特务”的说法。
据陈平回忆，受到了“被揭穿真面目”的刺激，莱特便从此时携款潜逃了。
在剩下的4个月内，陈平自述其经历是单枪匹马，以“王文华”的原名在新加坡、香港、上海、越南、泰国之间追踪莱特，终于在“1947年7月的一天”：
（三位CPT（Communist Party of Thailand）成员）一踏入莱特入住的客房时即刻猛扑上前。
一个夹住他的头、一个扼住他的喉咙。
扼住他的颈项的人一再出力．被攻击者起初还扭动挣扎，慢慢就变形，口吐白沫、全身无力及停止呼吸。三人在店屋后轻易找到制造麻袋的麻布，他们用麻布包裹尸体，等待黑夜的降临。当晚，……在没有任何仪式的情况下，被抛进位于曼谷，水流湍急的昭披耶(即湄南河)中去。
不管上述历史记述有多荒诞不经，现在人们唯一能确定的是，莱特消失了，至于CPT，至今依然未承认有成员参与杀死莱特。
从此，CPM进入了陈平的时代。
而马来西亚也进入了一段动荡、纷争的历史。
本章参考资料：
1、Cheah Boon Kheng：Sino-Malay Conflicts in Malaya, 1945–1946: Communist Vendetta and Islamic Resistance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 Volume 12 , Issue 1 , March 1981 , pp. 108 - 117 DOI: 10.1017/S0022463400005014
2、Joseph M. Fernando：Elite intercommunal bargaining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The role of the Communities Liaison Committee in Malaya, 1949-51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Vol. 43, No. 2 (June 2012), pp. 280-301 (22 pages)，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伊恩沃德 诺玛米拉佛洛尔:陈平在抗日战争前后的活动（全文）（红歌会网：2017年9月19日）
4、Ellsbree, Willard H., Japan's Role in Southeast Asian Nationalist Movements, 1940 to 1945 (Cambridge, Mass., 1953), p. 149Google Scholar.
5、回顾历史：印度尼西亚独立宣言（车使历史：2021年8月17日）、
6、彭伟步：血泪铸就的历史：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抗争与传承（澎湃新闻：2021-10-19）
7、HARI MALAYSIA TIDAK SAMA TARIKH DENGAN HARI KEMERDEKAAN? MARI ULANG KAJI（Zulfadhli ：2023年9月15日）
8、Negotiating with the Malayan Communist Party, 1948–89
9、郭招金：世界华文媒体二百年（中国新闻网：2015年8月5日）
10、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Malaysia in History （britannica）
11、Dato’ Onn bin Jaafar （britannica）
12、Our Story（The Malaysian Indian Congress (MIC)）
13、John Thivy-politician（PraBook）
14、Shanthiah Rajagopal* and Joseph Milton Fernando：THE MALAYAN INDIAN CONGRESS AND EARLY POLITICAL RIVALRY AMONG INDIAN ORGANISATIONS IN MALAYA, 1946–1950（Department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Malaya, Kuala Lumpur, MALAYSIA：DOI：10.21315/km2018.36.1.2）
15、马来西亚国家发展史（优爱普留学服务：2023-01-16 ）
16、回顾战后英国重施殖民统治和我国人民的抗争（1945.8月——1948.6月）（二一老友网：2008年11月30日）
17、The biggest strike in Malaya’s history (1946)（britishmalaya：2024年9月21日）
18、讲座回顾 | 牛军教授主讲“冷战与战后东亚秩序的形成（1945-1955）”（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24年5月30日）
19、新加坡Media Masters Pte Ltd出版：《我方的历史（My side of history）》（陈平口述、伊恩沃德(lan Ward)、诺玛米拉佛洛尔(Norma Miraflor)编写）：77页、103页-109页、149-153页
作者：保镖哥
芥蒂和猜疑：从“恢复和平”之前开始
莱特积极参与盟国的抗日事业并非没有回报。
1945至48年上半年的CPM获得了1930、40年代不敢想象的待遇，能够堂而皇之地出版刊物，并且在马来亚、新加坡租下价值不菲的办公室、公开招募新成员、参与新成立的立法机构选举，愿意退伍的“南洋人民抗日军”成员还能享受卷土重来的英国殖民者的退伍金一定数额的土地。
然而，CPM内部却对莱特在二战中和战后初期的一些所作所为纷纷表示疑虑，并迅速扩大为不可调和的分歧。
据陈平在《My side of history》一书中回忆，1942年9月1日，正是太平洋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陈平决定召集50位CPM各地、级中央委员于雪兰莪州黑风洞（Batu Caves），召开扩大的“8届4中全会”，这是非常危险的行为。
但是陈平并未犹豫，还是积极化妆、昼伏夜出赶往会址开会，没想到因祸得福：在路上潜伏避敌失期，没赶上会议，却逃过了搜捕。
而在这场马来西亚历史上著名的“黑风洞事件”中，CPM主要领导人被日本侵略者一网打尽，大部分后被处死或变节，但莱特却安然无恙，据莱特在战后解释，是因为个人“机敏”，躲过了搜捕。
但事件造成了CPM领导层青黄不接，同时莱特彻底成为了CPM的代表者。
于是，在1943年3月，莱特和其他2位硕果仅存的8届中委发表了“九点宣言”：
1、 驱逐日本法西斯出马来亚，建立马来亚共和国。
2、 建立由各民族普选代表组成的国家机构，来治理和保卫祖国;实现民主权利;改善民生。振兴工农商业，建设各民族友爱、自由、幸福的新马来亚。
3、 开放人民Speech、Publishment和集会的自由。取消压迫人民的法令，释放全部犯人及抗日俘虏。
4、 取消苛捐杂税、高利贷。
5、 改编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为正规国民军，保卫国土。优待抗日士兵及其家属，抚恤为解放马来亚而牺牲者之家属;救济残废伤兵。
6、 实行普遍免费教育，发展民族文化。
7、 没收德、意和日法西斯及其走狗的财产为国有。
8、 建立和友邦的商务关系。
9、 联合苏联、中国，拥护远东各被压迫民族的独立斗争。
这是比起CPM在1941年日本侵马前夕“五条通告”和“三号通告”立场要远为软化的宣言，特别是在土地政策和对外关系上，留下了保留当地苏丹、庄园主土地所有权的“口子”，以及承认英国为“友邦”的可能。
此举虽然在战时铺平了CPM与英国人合作的道路，令“南洋人民抗日军”有了源源不断的财政、武器、食品供应，但在战后，英国人卷土重来之际，“九点宣言”和残缺不全的CPM领导集团，无疑为处理对英关系、对日关系、还有如何与大马华人中同时存在的、亲南京（重庆）的“南洋KMT”、ROC和美国联合指挥、“南洋KMT”下属武装组织——“南洋抗日救国军”（约3000至3500人，不同史料数据不同）共处造成了障碍。
更重要的是，和在越南的情势相反，日本天皇在8月15日宣布终战后，驻马来日军并未与更能代表联合国意志的“南洋KMT”联系，而是与CPM武装联系，表示愿意和CPM武装共同建立新马来亚共和国，继续抵抗“殖民者”。
原来，早在1943年11月，自知将会战败的日本帝国GOV就召开了“大东亚会议”，对包括今天印度、印尼、马来西亚、越南等地的政治出路进行了安排。
按照帝国GOV的方案，英属马来亚应该与荷属印尼合并为一国，名义上与日本平起平坐，实际上乃日本的卫星国，同时支持越南“大南帝国”（1802至1945）彻底独立，成为日本的卫星国，战争一日不停就支持印度独立一日不止。
日本GOV如此方案，旨在令盟军一旦反攻到这些前殖民地地区，便立刻失去了道义上的合法性，同时亦可动员当地民众抵抗盟军进攻。
虽然此计划随着美军在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而终止，但在日方下级官员看来，反而摆脱了东京中央的掣肘，而加快实施起来。
1945年8月17日，日本在荷属东印度区军事代表、海军少将前田精将把自己的官邸（今吉隆坡伊玛目·朋佐尔路1号）借给包括苏加诺在内的印尼民族主义者，并帮助他们草拟独立宣言，该日午时，通过苏加诺的广播，印尼正式独立。
在印尼独立的鼓舞下，占马来亚人口50%以上的印度裔、马来裔独立运动者也积极响应，马-印尼合并，建立“大印尼共和国”正在和联军接管队伍争分夺秒地抢着时间。
这便是日本人愿意在放下武器之前武装“南洋人民抗日军”，令“南洋人民抗日军”成为“大印尼国民军”一部分的根本原因。
在这个历史关口，莱特果断地拒绝了改编的要求，并下令全军准备复员，迎接英国人接管。
1945年9月3日，英国人正式从槟城登陆，正如1798年那样。
很快，马来半岛全境恢复英国管制。
可以说，战后初期英国人允许CPM公开活动，给予“南洋人民抗日军”复原战士优厚的待遇，都是莱特拒绝与日方合作，成为“大印尼共和国”武装力量的奖励。
但此举埋下了马来西亚和印尼长达50年的领土纠纷（特别是砂捞越、北加里曼丹归属问题），同时，亦令一则传言在CPM内不胫而走：“莱特是日本、法国、英国三料特务”。
旧主新王：战后初期的马来西亚
正如心理学里的“破窗效应”——一旦过去的秩序被打破，就难以恢复，1945年至47年的马来亚半岛，到处涌动着激烈的观点交锋，不同语言和肤色的人，唯一的共识是，英国人在马来半岛的统治行将结束，仅仅是以何种形式。
而此时，因两次大战元气大伤的英国人也在开始推动以“乡贤”为凝结核的马来亚地方选举、社区协商等措施，为成立处于英联邦框架下的半独立国家“马来亚联合邦”努力。
另一方面，因战胜日本而跻身“四强”的ROC同时亦对海外华人在二战中的鼎力支持投桃报李，在华文教育和海外华人“中国归属观”教育上不遗余力。
1945年日本投降后，华文学校又恢复了往日的繁荣景象，各地华文学校学生满额运作，新开的华文学校不断涌现。1946至1957年，华文学校的数量从15家增长到60家，学生人数从4508人上升至49536人，教师由194人大幅扩充到1141人。
而在这一时期，公开活动的CPM作为马来亚华人最早的政党，也在推广“延安”文化，而华校就成了最好的阵地。
这一时期，CPM《战友报》（原二战时期地下刊物《抗敌报》）、《民声报》、《新民主》月刊，还有大量“鲁迅”著作、苏联文艺（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品以中文刊物的形式向华校生兜售。
一时间，华人中小学各种里罢课声、驱逐“亲KMT反动教员”抗议声或亲KMT教员带领英国军警“搜校”引发的咒骂声成为了这一时期的常态。
与此同时，由于华人社会左右大分裂，各方为了争夺华人支持，华语媒体迎来了畸形繁荣期：据统计，从日本宣布投降到1946年12月的16个月中，东南亚地区新创办华文报刊230种，其中日报64种。总日报数远高于战前的1939年峰值时。而新增华文媒体数量最高的，就是马来亚半岛和新加坡。
……
华人社会在战后初期极速倒向中国，无疑引发了马来裔和印度裔人士的不满，而ROC战场上，代表“GOV”的蒋介石军队迅速败退，也令当年在绝对数量上不及华人的马来裔人士放弃了加入还在和卷土重来的荷兰殖民者鏖战的“大印尼共和国”的奢望，选择了首先成立自己的政党，扎根马来亚的路线。
为此，1946年3月，马来人的第一个政党——由41个马来人小组织组成的马来亚民族统一运动（巫统,UMNO）正式成立。
新成立后的巫统，首先对1946年初，英国人主持起草的马来亚联合邦宪法表达了热切的修改愿望，因为《马来亚联邦宪法》规定的是将各地苏丹的权力移交给平民，而不分信仰和族群，这无疑会令马来人在新GOV处于弱势地位，而被人口和文化上占优势的华人摆布。
而巫统的发起人，达图·翁·本·加法尔（Dato’ Onn bin Jaafar，1895-1969）领导了一系列罢工运动，终于迫使殖民当局推出了新的“马来亚联合邦”计划。
此计划下，新马依然保持分治，新加坡仍是皇家直辖殖民地。
但在经济和教育上给予马来人一系列优惠，以巩固被华语、英语教育侵蚀，仅以“民间语文”存在的马来亚语，这也是马来亚语和印尼语从同一语种被人为两分的开始。
受到巫统成立的鼓舞，1946年8月，公元3世纪就已来到马来半岛的印度裔人士也在华瑟（JohnThivy，1904-1959）律师的带领下，成立了“马来亚国大党”（The Malaysian Indian Congress (MIC) (泰米尔语: மலேசிய இந்திய காங்கிரஸ்）。
这个时候，MCP为扩大代表性，也增加了发展马来裔、印度裔成员的力度，成立了“马来、印度工作部”，并选出了“马来民族党”（Malayia National Party，MNP）第一任主席莫达奴丁•拉梭，作为MCP公开活动时期的党首。
但MCP内部与莱特的裂痕也在进一步加深——
首先，尽管1945年12月，CPM就领导了新加坡丹戎巴葛码头大罢工，打破了战后初期CPM与英国殖民当局的“蜜月期”，但莱特却是反对激进策略的。理由是“这样会令复员老战士都被当成‘捣乱分子’而被就业歧视”。而现实也证明了CPM战后初期领导的罢工运动增加了老战士的就业难度。
实际上，在马来亚战后初期的1946至47年间，全马来半岛（含新加坡）的罢工事件达到了300至600起之多（不同资料数据不同），几乎无日不有，但是否全由CPM领导，答案肯定是“非也”，只是率先领导罢工难免令人先入为主，把后面的其他罢工也当成CPM领导。
因此，CPM拟定中的“九大”一直迟迟无法召开，也就选不出新的领导班子；
其次，为了防止CPM内前“人民抗日军”领导拥兵自重，莱特对于包括陈平在内各地“实权派”在战争结束后私藏的军火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也引发了党内的不满；
第三，莱特对支持老家越南的独立表现出了远比扩大马来裔、印度裔成员更高的积极性——在1946年至47年中，莱特多次动员曾经参加过二战，有经验的华人游击战士前往越南，加入越南人民军，抵抗卷土重来的法国殖民者。不少于300人因此被英国警方扣留——一些人被英国遣送到了ROC，旋即又被投入KMT的监狱。这批人最终的命运尚未发现有信服力的史料予以揭示。
第四，为了平息党内对莱特在二战末期即产生的怀疑，莱特在1946年夏以“赴ROC上海出差”为名，将一部分地方实权派指定为新的临时中委，陈平这时就被任命为“代理总书记”。
于是，在陈平离开马来西亚期间，这部分临时中委串联在一起，谋划反对莱特的计划。而陈平对这段时间的回忆是，他和杨果等人对“莱特叛变”事件进行了“调查”，掌握了“大量确实的证据”。
矛盾在1947年，马来、印裔人纷纷被巫统、马来亚国大党招揽去的时候，终于爆发了出来。
据陈平回忆，在当年3月，又一批派去支持越南独立的华人老战士被殖民当局截留入狱后，陈平即联合数位华人地方实权派，找到莱特藏身之地，向他下达让出权力的最后通牒。
不巧的是，此刻莫达奴丁•拉梭被驱逐出马来亚，送去印尼。
陈平等人便新旧账本一起算，提出了莱特乃“三料特务”的说法。
据陈平回忆，受到了“被揭穿真面目”的刺激，莱特便从此时携款潜逃了。
在剩下的4个月内，陈平自述其经历是单枪匹马，以“王文华”的原名在新加坡、香港、上海、越南、泰国之间追踪莱特，终于在“1947年7月的一天”：
（三位CPT（Communist Party of Thailand）成员）一踏入莱特入住的客房时即刻猛扑上前。
一个夹住他的头、一个扼住他的喉咙。
扼住他的颈项的人一再出力．被攻击者起初还扭动挣扎，慢慢就变形，口吐白沫、全身无力及停止呼吸。三人在店屋后轻易找到制造麻袋的麻布，他们用麻布包裹尸体，等待黑夜的降临。当晚，……在没有任何仪式的情况下，被抛进位于曼谷，水流湍急的昭披耶(即湄南河)中去。
不管上述历史记述有多荒诞不经，现在人们唯一能确定的是，莱特消失了，至于CPT，至今依然未承认有成员参与杀死莱特。
从此，CPM进入了陈平的时代。
而马来西亚也进入了一段动荡、纷争的历史。
本章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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