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保镖哥
《蓝皮书》与“变脸”的马来华社
如果说近代马来西亚历史的重大拐点在于1948年6月20日的“马来亚紧急状态”（Malayan Emergency），那么，1947年下半年，陈平执掌CPM后的一系列作为，以及当年马来亚联合邦制宪运动里连串对CPM不利的挑战，当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
1947年7月24日，伦敦，关于“马来亚联合邦”方案取代战后初期“马来亚联盟”方案的新宪制《蓝皮书》经过巫统和英国殖民部的协商，正式出炉。
该《蓝皮书》基本满足了马来民族主义者的要求，即：承认马来苏丹统治各土邦的权力，建立马来统治者会议；采取与英国一样的君主立宪模式；明确马来人在政治、经济上拥有特权；英国政府派出一名高级专员取代总督；非马来人申请公民权附加了更多苛刻的条件等。
这无疑引发了当时的广大在马、新华人不满，也令成立初期一度与CPM合作的马来西亚国大党（MIC，主要是印裔人士）不满。
但80年后我们持平来看，英方《蓝皮书》为了照顾英方政治势力撤离马来西亚后，保障在马英人投资利益亦是无可厚非。
毕竟，到马来西亚地情复杂，包括了三大类地区。
一是基于1896年，以马来亚《联邦条约》为法律蓝本为基础成立“马来亚联邦”，包括半岛西边的内格里森比兰州、雪兰莪州和霹雳州，以及东边的彭亨州，吉隆坡被指定为四个英国保护州的行政首都。马来联邦各州由一个联邦委员会管理，由一名英国高级专员领导，并由一名常驻将军协助，联合王国负责国防和外交事务。出于行政管理的目的，每个州被划分为由英国地区官员管理的区。
二是1946年获得殖民地地位的沙巴和砂捞越地区即将并入新的马来亚联邦。
过去，沙巴（Sabah）是英国1881年成立的“北婆罗洲特许公司”（North Borneo Chartered Company）控制，是由文莱苏丹和苏禄苏丹割让的婆罗洲岛北部地区一部分领土。在1888年，沙巴成为英国保护国。
同年，英国人布鲁克氏及其家族（Brooke family）控制的砂捞越，也成为了英国的保护国，该地是由文莱苏丹奖励给英国冒险家布鲁克，以感谢他帮忙打击当地叛乱。
1942年，两地同样被日本人侵占，1946年，英国殖民部接管两地，两地正式成为英国皇家殖民地。
随着英国人即将结束对马来亚的统治，英国人为了平衡与印尼的力量对比，并且平衡马来亚人口比重，1946年4月1日提出的“新马来亚联邦”方案里就包括了将沙巴和砂劳越两地以“东马来西亚”的形式和“西马来西亚”合并一体，这无疑大大改变了马来西亚境内华人和马来人的力量对比。
而且鉴于砂劳越早在二战时期就有一支主要由华人组成、左倾的"砂拉越反法西斯联盟 （Sarawak Anti-Fascist League）数百人规模游击队，二战后该组织并没有认CPM为“上级”，相反，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
而在1947年，接替共产国际、为苏联影响全球共产主义运动的机构“国际CP与LP（Labour Party）情报局”因“苏南争端”焦头烂额，无暇决定CPM和SAFL的组织关系，故CPM于东马的发展便裹足不前了。
三是马来亚和还有面积广大的“非联邦区”和新加坡。
1826年，英国通过东印度公司与暹罗王国签署了一项秘密条约，即《伯尼条约》（Burney Treaty）。马来北部和东部四个州——吉打、珀利斯、特伦甘努和吉兰丹——的统治者没有出席协议的签署仪式。英国承认暹罗对这些州的主权，暹罗接受了英国对槟榔屿对面狭窄腹地槟榔屿和韦尔斯利省(现在的Seberang Perai)的所有权，并允许东印度公司在特伦甘努和吉兰丹自由贸易。1909年，双方签署了《英暹条约》（Anglo-Siamese Treaty），通过该条约，暹罗同意放弃对吉打、珀利斯、特伦甘努和吉兰丹的主权要求，这些地区正式归英国控制，而北大年仍然是暹罗的领土。
此外，位于半岛南部的柔佛州于1885年接受了与英国的保护条约，并于1914年屈服于英国的压力，接受了一名常驻英国顾问。柔佛虽然接受了保护国的地位，但仍在马来联邦之外。柔佛是一个多民族的地方，因靠近新加坡而在经济上受益，其发展水平与马来联邦的四个州相当。
至于在1946年前，有着300多万人口，其中80%以上（1949年）是华人的新加坡，作为英国“海峡殖民地”一部分在1946年4月马来亚联邦第二版《宪法草案》发布的同时，依然确定与马来西亚分立，无疑是极受当地流动性低于华人，并在当地拥有大片土地和二级武装的马来裔人欢迎。
相比之下，如果马来西亚独立方案采取“议会制、简单多数同意”的策略，新独立的马来亚半岛就比较容易变成当时正在急速左倾的华人势力范围，英国人在马投资安全便难以保障。
故英人在1947年7月采取了稳固马来土著苏丹、地主、企业家以稳固英人在马事业安全的“马来亚联合邦”方案也就在所难免了。
“蓝皮书”的提出，对于刚刚剪除完莱特“残余势力”、执掌CPM的陈平来说，当然是一大挑战。
此时CPM面临的问题是，要么承认“蓝皮书”方案，将CPM从华人政党改组为能够赢得当地苏丹、地主、Religion界人士信任的“全民党”，要么立足华人社会、兼顾其他族群，放弃社会革命，走马来亚社会和经济上层人物路线，做“精英党”。
这两条都是时年25岁的陈平难以驾驭的道路。
他唯一的回应就是仅仅选举了一位挂名的“穆沙·阿默”作为马来亚民族党（在“公开活动”时期，它与CPM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的关系）新的主席，这位新主席一当就当到了1980年。
另一方面，1947年2至3月间，莱特神秘消失（不同资料时间不一），7月份方正式成为CPM总书记的陈平也面临向全党和全社会解释责任，宣告莱特为“日本、法国特务”都好办，但是宣告其为“英国特务”，就容易引来非议：既然如此反对英国，为何还要在英殖民地上“合法斗争”？
于是，此刻的陈平选择了一条高危路线，就是不断升级矛盾来回避党内、社会对其执掌CPM实权的疑问。
首先，陈平等人在1947年8月以CPM操纵的“汎马政治行动委员会（PMPAC）”名义，发布了“新宪法草案”，排除了东马来西亚、增加了新加坡，为“马来亚联合邦”区域范围。
一时间，因日本投降时，CPM迎接英人接管，不允许当地活动人士并入“大印尼共和国”引发的族群暴力冲突死灰复燃。
许多马来裔人将华人看做借CPM独吞马来西亚，建立华人国家以奴役马来人的罪魁祸首。公开辱骂、殴打华人，砸毁华人商铺之事时有发生。
其次，1947年9月9日，CPM又在马六甲市领导罢市抗议，并号召在10月20日进行全国“总休业”。总休业这一天，新加坡及半岛各城市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致使全国陷入瘫痪状态。
与此同时，工会活动人士也举行了暴力抗议活动，CPM领导的泛马来亚工会联合会（PMFTU）最为积极。此举引发了英国人的不满，施加了各种限制，以遏制挑衅性的工会活动。
1947年10月，马来亚最高法院在1起涉及3名割胶工人的案件中裁定，罢工是违反合同的，解雇是合理的。这是法律和政策的重大变化……
可以说，1947年下半年的马来亚半岛和新加坡，平时看似“不问政治、埋头生计”的华人，尤其是青年一代，成为了整个半岛上最热衷政治的一群。
这也离不开特殊的历史环境：一方面，ROC国内战争到了1947年下半年，形势已经向着明显有利CPC的方向发展，KMT正在东北、山东、陕北等地节节败退，因腐败、失业、通货膨胀引发的抗议此起彼伏。流风所及，马来亚乃至海外其他地方华社年轻一代自然“西瓜傍大边”，接受起CPC的理念，并用CPC口号和知识反对劬劳于生计的长辈管束；
另一方面，在马来亚和新加坡，大量中小学华校因日本入侵停办近4年，复办时，许多学生都已“超龄”，殖民地政府对此不闻不问，不在学历承认上予以便利，反而认为“超龄生”可以通过自学达到“同等学历水平”以谋求相应职位。这对于家族后来迁马，多家兄弟姐妹从事体力劳动，以供养一位学生进大学，将来从事金融、科教、行政事业等“体面”工作为目标的华人家庭来讲，不啻于晴天霹雳。
如此环境，自然令华人青年被大范围拉向CPM一边，成为暴力抗议活动中表现突出的分子。
时间便在剑拔弩张的态势里进入了1948年。
1948——60：第一次马来亚紧急状态与马来独立
1948年2月，马来亚联合邦正式按照《蓝皮书》方案成立。
和1946年4月的“马来亚联盟”方案相比，马来亚联合邦明显增加了当地苏丹的权力，这就对CPM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因为和本地苏丹相比，CPM及其依赖的华人力量主要从事农、工、商业中体力劳动部分，如搬运、种植、粗加工等，好一点的前途就是进入海峡殖民地政府或者银行、保险公司、大学等。
当年的华人企业主和所有东亚人一样，都是“落叶归根”思想较重，事业急功近利，每到一地往往租借地方土地生产经营，同时雇佣同乡从事高强度劳动，目的是减少支出，尽快积攒家资，然后回家乡修屋、捐学，仅仅把外国当成发财的场所。
而苏丹作为地主，掌握的资源是远多于华人社会。马来亚联合邦恢复了中断半个多世纪苏丹对地方的管控，就令当地向华人出租土地的马来地主有了借维持治安赶走闹事华人家庭的执法能力。
这就对当年热衷支持CPM的华人青少年之家长构成了间接硬约束。
与此同时，虽然印度裔和华人有着类似的职业背景，但是印人因信仰缘故，并不热衷斗争，故在1947年下半年以来，一度与CPM同一个战壕的“马来亚国大党”也渐渐疏远CPM。
对此，陈平采取的策略是在1948年2月，指挥自己控制的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反右倾机会主义”的决议，同年5月通过了准备武装斗争的决议。
为此，在1948年6月12日，英国殖民政府终于宣布PMFTU为非法。
也许是作为回应，1948年6月16日，一伙CPM暴徒进攻了在Sungai Siput的种植园，杀死了三名英籍经理。
于是，在6月20日，英国殖民当局正式宣布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数日之内，全马，包括新加坡便逮捕了数百名左翼活动人士，而本来亦在通缉名单中的陈平侥幸逃脱追捕后，正式宣布CPM拿起武器，开展“抗英战争”。
一时间，华人居民成为了风暴的磨心，不少地区都对积极支持CPM的华人另眼相看，驱逐、殴打华人时常可见。据《南洋商报》当年调查显示，“马来亚华人因紧急状态的实施，牺牲至为惨重，根据数字，由1948年6月紧急状态开始至1951年6月，计约有1,750家，其中1,000名被惨杀，500名受伤；另250名失踪。”
也正是陈平将华社拖入无妄之灾，被年轻一代和ROC内战逼得几进绝境的亲KMT华人此刻也时来运转。
1949年2月19日，吉隆坡华团在中华总商会的发函呼吁下，于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出席华团联席大会，议决赞成组织马华公会，同时讨论马华公会的章程草稿，提出修改建议后，并决定参与发起成立马华公会筹委会。
根据出席团体代表逐个报告统计，经已征求超过3,000名华人加入马华公会，此外，尚有许多华团正在进行征求华人参加。 这许多华团的参与发起组织马华公会，使到马华从成立日开始，就有成千万的华人踊跃加入，马华公会很快便发展成为实力雄厚、会员众多的华人组织。
该年2月27日，马华公会（Malaysian Chinese Association）正式成立，曾经与陈平合作领导1947年10月20日总罢市的太平局绅陈祯禄（Tan Cheng Lock）（1883.04.05—1960.12.21）成为第一任会长。
随着马华公会成立，陈平和CPM在华人中亦越发孤立，为此，CPM武装采用了如下策略因应：
1、未暴露身份的骨干力量转向地下（主要是新加坡、马来亚柔佛州干部）；
2、大力动员曾经在二战中为“马来亚（南洋）人民抗日军”中服役的老战士重新上山打游击；
3、在印尼和马来亚、新加坡之间建立“地下航线”，借以转移暴露身份的干部，获得印尼同情者的庇护。
这种“保干部不保乡民”的政策，遭到了华人同情者的不解。
而在争取马来人支持方面，CPM更加失败。
尽管CPM在1949年2月1日，CPM武装力量改组为马来亚民族解放军（MNLA），其中的第10支队，全部由马来族出身的人组成，就此发表了《民族解放军建立宣言》，但1948年至50年“烧杀策略”还是为各族群留下了严重创伤，当地马来人每每遇到身份可疑的华人，总是第一时间向英方告警，甚至私刑处死。
更加要命的是，英联邦国家对英军的支持也不遗余力，澳大利亚军队出动轰炸机和运输机，向密林投放炸弹的同时，亦喷洒落叶剂，令CPM武装难觅藏身之地。
于是，马来亚第一次紧急状态时期，CPM几乎是一边倒地失败。
激烈的战斗主要集中在1950至52年间，1953年后规模逐步下降，除了英方驻军增加外，最大因素还是在于英方采取了“新村”（New Villages）政策，在全马来半岛修起了450座新村，集中居住了50万华人，在新村内，严禁居民与游击队取得联系、输送物资，彻底断绝了游击队的物资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在1948至53年间，马来亚当局亦驱赶了大量“惹事分子”：人员来源地涵盖今天的印度、印尼、斯里兰卡等。
到了1953年，CPM内部文件，《关于森林根据地的一些补充意见》显示：“我军发展最高峰时大约有八千到九千人枪左右，目前只存四千多人枪”。
到了1955年5月，随着新加坡据点也被破坏，当地书记“铁峰”被捕入狱。陈平到了山穷水尽之时。
CPM以吴兴名义向吉隆坡当局递交了希望举行和平谈判的声明。
一开始英方并不愿意与CPM和谈。
但是东姑·阿都拉曼领导的联盟在大选中获胜。
东姑表示愿意会见陈平，英国人的立场亦开始松动，局势逐渐向有利于和谈的方向发展。1955年9月9日，马来亚联合邦政府宣布大赦那些表示愿意投降的游击运动成员。
当年10月，CPM代表陈田与政府代表朱运兴进行了三轮预谈。双方商定，12月下旬陈平与东姑在华玲举行正式会谈。然而，陈平并不同意投降并放下武器，谈判无果而终。
1956年3月，政府公开呼吁陈平放下武器。同时，提出了游击队投降的新条件：他们可以不受阻碍地前往中国（PRC）。
1957年3月，CPM再次尝试结束战争，提出条件是成员能够过正常生活、参加选举和当选立法机关成员，并保证丛林中出现的游击队不会被杀。此时的陈平的队伍人心涣散，许多人，包括当地游击运动领导人，开始向政府投降。
1957年8月31日，马来西亚联邦正式独立。东姑阿都拉曼成为第一任首相。CPM一直心心念念的“马来亚独立”在这种情势下成为了现实，此举更令丛林中的CPM成员失去了坚持的意义。
到1958年底，CPM势力遭到严重削弱。几个营地继续存在，但是时位于泰国边境附近的丛林深处，武装人员人数不超过350人。CPM中央全会决定停止武装斗争，集中小股撤至泰国或印度尼西亚境内。
1960年7月31日，马来亚政府宣布全国结束紧急状态。
而勿洞，也在这一刻起，随着陈平及其残余势力的到来，以及泰国、印尼、中国波诡云谲的冷战政治风云，走上了历史的前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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